入世正在推动中国的国企改革

    近来，一些地方出台了或正在酝酿国企改革新举措。在深圳，市政府成立了“国有企业国际招投标与改革办公室”，并颁布了“1＋11”个相应文件，旨在推动深圳数十家大型国有独资集团公司从国际上引入战略投资者，从而实现股权多元化。据笔者的调研，有些集团公司已经拟订了股权多元化方案，并同境外的战略投资者达成了初步协议。在山东，有媒体报道省政府也拟订了类似的国企改革政策，正在准备实施。即使在那些没有由政府制订类似政策的地区，利用“入世”后的有利条件，在国企中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成为新股东的做法也迅速蔓延，如广东惠州市的TCL集团，最近引入了日本的东芝、住友等国际上的大公司投资入股，一举使国有股比例降到40.97％。这些情况表明，“入世”正在推动国企改革。
    应该说，改革开放20多年，国企改革有很大进展，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后，国企股权多元化的速度很快。但是，过去的股权多元化的基本形式是以“内部型股权多元化”加“稀释型股权多元化”为主，即新引入的股东主要是内部职工（包括经理层），而不是外部的自然人和法人；入股方式主要是增资扩股从而稀释国有股，而不是直接受让国有股从而实现国有资本适度和有序退出。这种基本形式有许多弊端，例如，国有资产不能通过竞争性和公开性机制形成合理价格、导致私下的非国有化并引起不公平和腐败、一般职工和债权人利益受到侵害、以国有资产抵偿“社保”欠账从而埋下隐患，等等。而且，这种基本形式不太适合于大型国企的改制，因而我们看到，大型国企改制要慢得多。我们认为，“外部型股权多元化”加“退出型股权多元化”是更好的改制基本形式，而新引入的外部股东，最好是境外的大型战略投资者，因为这些大型战略投资者（包括跨国公司）更能够促进公司治理的改进，使改制后的国企能够既“换汤”又“换药”，也更能够推动大型国企的改制。毫无疑问，“入世”非常有利于我们引入境外大型战略投资者成为新股东，有利于采用新的基本形式推动大型国企改制。
    “入世”才半年多时间，许多行业都放宽了对外资的股比限制，境外的大型战略投资者可以入股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连民航运输业这样具有一定特殊性的行业，3个月内接连两次放宽对外资的股比限制，不但中国人而且连外国人也有些吃惊，可见我们政府所做的比“入世”时所承诺的还要大胆、还要坚决。我们可以预料，这样的情况以后在汽车、石化、金融等许多行业都将陆续出现。国家有关部门最近还制定一些政策，鼓励外商以并购的形式到中国来投资，可以预见，以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境外企业来受让中国企业的国有股,兼并收购中国的国企。对于这些行业的大型国企来说，改制的大好时机将要来临。
    “入世”不但为国企改革提供了良好条件，实际上也在逼迫国企改革。过去一些国家对中国“入世”态度强硬，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关税而是因为对中国是否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存有疑虑。“入世”后，国际社会至今仍然对中国是否能真正遵循市场原则不断质疑，陆续出现的反倾销案件就是这种质疑的具体体现，尽管这种质疑有时是缺乏依据的。国际社会所关心的“市场经济”、“市场原则”，说穿了就是要竞争，要平等地竞争，他们担心中国各级政府会对国企施以父爱，进行或明或暗的补贴，从而破坏平等竞争。要知道，在WTO的补贴清单中，政府和公共体（包括国有企业）的股权注入也被认为是一种补贴。因此，要进行平等竞争，要让国际社会相信我们在进行平等竞争，我们就会面临强大的停止国有股注入、加快国有股比例下降的压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入世”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开放，而是改革，是更深刻的改革，我们怎能不为此而申申如也、夭夭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