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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和“进”已成为一体两面，只有稳中求进，同时进中求稳，方能在无限动态的新常态中实现稳态。——作者题记
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稳中有进”，这个词立即被广泛解读。
但是如果你细细品味和研究，多半会发现许多解读都不过是变着花样在做“名词解释”，感谢中国文学的博大精深，可以让人在方寸之间有无限词汇来进行反复和重复的描绘。但结果却几乎如出一辙，那就是，在解释到底要怎么做这件事上还不如会议公报本身来得有料。
稳中求进的故事
关于“稳”，08年后，都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中。2011年起，“稳中求进”则正式映入眼帘，成为迄今的不变主题。2011：经济工作稳中求进。2012：继续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2013：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2014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2015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此前的上一次这么提还是在1997年，“继续稳中求进”。那也是危机重重的一年。
稳中求进是一个清晰又含糊的提法。它可以很保守，也可以偏激烈。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倾向于稳定诉求的，谁也不能否认中国发展带来的福祉，以及这种福祉的来之不易。而且，中国一直在进步，也是不争的事实。
问题只是在于，两者之间，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过去，两者可以互不打扰，因为双方发展空间的留白仍然很多。最为明显的是，想稳就稳。2002年，中国银行业本已在“技术性破产”边缘。但随着国家主导下的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成为了宇宙大行的诞生地。这似乎也是在说，稳才能进；同样明显的是，想进就进。1995年至2002年期间，国有企业实行“关停并转”，下岗职工高达千万。但随之国企运营和国家经济均迎来了新气象。这似乎也是在说，进也能稳。
所以，那时并不需要特别强调“稳中求进”。一句话说三遍，一定是因为这件事很重要，一句话说六遍，一定是因为这件事很重要，而且很难。
想稳却不能稳
难在哪儿呢？想稳却不能稳。
中国经济稳增长压力很大。首先是出口承压不小。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创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不仅如此，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2016年上半年，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同比上升66.67%，涉案金额上升156%。企业普遍反映外贸形势总体更加复杂、严峻，困难且有加剧的趋势。
当然，这是受全球经济前景仍旧不明的影响。
内部投资的压力也很大。民间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占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但增速从过去30%的峰值下滑至当前的3%左右。2016年，民间投资增速已经比公共投资下滑得更快，有些地区已经降至负数。
当然，这可能是改革调整的过渡状态。
社会经济更有压力。互联网成为市场流动性的催化剂，突破着市场桎梏，市场管理的难度随之加大。互联网金融的野蛮生长，使P2P从炙手可热的红人变成了闻之色变的黑户，各种突破监管或者原本就没有监管的“创新”在泛滥，许多事物不知该如何界定，更教人迷茫不知所措。
全球经济或不好，改革或有阵痛，但市场欢腾、信息畅通、技术创新，都是妥妥的好事和进步啊，因此，关键其实在于，它们都是历史进程的一个阶段，都是我们市场发展到此的一个必经过程，无论是外界或者内生，从“稳”走向“不稳”，只是因为我们的进步，使得世界更为宽阔，我们也更为丰富。所谓复杂和“不稳”，是不可逆的。我们必须改变“稳”的概念，接受“稳态”的观念。
“稳”就不能进
“稳态”是一种状态，它不是静止的，它蕴含着动态。若不能理解这一点，就会发现，“稳”就不能进。通俗的说，一放就乱，一抓就死。
去年“放”而“乱”的首当其冲要提股市。改革牛后，牛既不再，改革也陷入停滞。注册制每提，市场必慌乱，不“稳”。所以，注册制似乎完全见不到时间表路线图；上市公司治理很乱，但他们善于把自己的苦恼放大散布给大众，不“稳”。所以，不允许碰他们，合法合规的市场手段也不行。
去年布置的改革任务中，户籍改革是一项重点、也是亮点。然而，“网约车”新政一出，有些城市对司机户籍的严格要求赫然在列，为了维护“稳”，使户籍改革成为事实上的空头支票；稳定房价的房产“限购”政策也是以户籍认定和限制为关键手段；此外，各城市为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维持交通“稳”，以户籍为准绳限制车牌新增数量。户籍改革本意是要淡化户籍在居民生活中的限制作用，让居民的合理流动变得更为便利，但现在会发现，这项改革无法“进”，因为其它的所谓“稳”是以此为基础的，甚至将其捆绑的更深更紧，以至于还有改革向后退缩的意味。
其它的如汇改、国企改革等等，大致也都经历了一番“稳”就不能进的甘苦自知。
改革的问题在于，如果一点阵痛都不能承受，当然没法实行改革。不去怪罪自己一点承受变化的能力和面对变化的预案都没有，而去怪罪改革带来了变化，甚至因怪罪这种“变化”而要使改革倒退，这是真要改革的心吗？
越稳越稳不住
汇率市场首先发生着舆论危机。各种“人无贬基”的段子横行。要知道，这是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全球仍然相当亮眼、而近来全球其它货币均兑美元大跌而人民币相对坚挺的状况下啊。不得不说，为了“稳”而既缺乏技术又难言诚意的市场沟通，并没有达到目的。
外汇储备也呈现出了相似的问题。2016年下滑幅度仍大，已经逼近三万亿。而且，一方面，一些自贸区里境内外投资单位的主营业务、资金流动都极度对不上，显示着违法违规的资金外逃行为确有其事。但却监管不力、查处不严；另一方面，企业转型升级需要产业链整合，需要对外投资，而像如福耀玻璃这样绿地投资的项目，却被有些人诟病成“外逃”。该“稳”谁？又“稳”住了谁？
房市在2016年独占鳌头。为了“稳”住前两年的下滑趋势，各种政策翻着花样层出不穷。结果，出“地王”的速度好像开了外挂，停不下来。为了“稳”住开挂，又祭出限购大招。结果，限购风声一起，离婚的速度与数量好像开了外挂，停不下来。为了“稳”住开挂，新政策限购还得算无遗策的关注大家的婚丧嫁娶。
资本市场怎么样？债市的“萝卜章”吓了大家一跳，但更吓人的，是发现这不是个特殊单独少见的案例。股市则采取了把供给端和需求端都死死摁住的方法。可是，那些恣意减持套现的股东，那些内部人控制的公司，那些横行的内部交易，又少了一些制约了。
不进就不能稳
不改革无法平衡。稳和进已经开始相互交织。不进就不能稳了。
如果从经济学理论上看，所谓“稳中求进”，意思是在“进”的过程中会存在超调，因此市场会出现非理性大幅度波动，这种波动在某些时候能够导致踩踏，从而极大破坏市场的修复能力。因此需要用相应的“对冲”政策进行及时矫正，把市场预期调校到较为理性的轨道上来。美国在次贷危机后进行的各种拯救计划都遵循了这种思路。我们在必须时也不必被所谓某种单纯理论束缚手脚。问题只是在于，对于政策“对冲”，选择在什么时机，以什么方式，什么力度，何种精度，非常关键。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对冲”，只能是暂时性的拨乱反正，因此何时退出，也十分关键。
而我们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走来，虽然不断涅槃，但难免还有人和部门存在着旧思路。好一点的，就是稳住了，便不肯放手。坏一点的，还有人以稳定为名行寻求私利之实，保护其中既得利益者。
我们一直都认为，市场乱，就是市场波动大。其实不然，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波动反而成为实现动态平衡的基石。故意搅乱市场，不仅仅包括“妖精”违法违规掀起的“滔天巨浪”，当下更值得警惕的，反而可能是假意保护市场稳定，以拒绝市场波动为名，刻意造成市场扭曲和僵化，鼓励“妖精”制造“妖精”，最终弄出“人妖不分”“人需羡妖”的市场，甚至可能彻底损毁市场修复能力的“暗流攒动”。
超调的，其实是有些政策。
后记
2016年的经济增长平稳，与房地产的拉动关系紧密。那么“稳”住一项，其他项能够“稳”得住吗？抑或，为“稳”住其他项，还要解放“稳不住”的那项吗？
非独房地产吧。哪一项，又不是这样？
在结构性扭曲下呈现出来的各项，甚至逐渐成一个更为畸形的联动。当我们适应了这个联动，还想维护它的“稳定”。但畸形终究是畸形，它是靠疯狂汲取正常细胞的营养为生的，带来的，只能是更衰弱。
我们不能冒进。没错。我们需要更主张政策的精细度和精准度。
但我们不能以“稳”为名放弃改革，尤其是，在现实中，“稳”也是会超调的。
我们当知道，当前，“稳”和“进”已经成为一体两面，只有稳中求进，同时进中求稳，方能在无限动态的新常态中实现稳态。
我仍看好2017年，但2017年是攻坚克难的一年，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作者万喆系BB电子集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