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guancha.cn/wanzhe/2016_04_06_356104_1.shtml
继穆迪之后，标普也下调了中国的评级展望。
楼继伟说：我不care。
三大评级机构一向被认为是经济界的指南针，资本界的引路人。印象中，有谁不是获得了良好的融资可能而缺少评级机构的美誉的？有谁不是国破家毁而没有评级机构对其大加挞伐的？
然而，三大之中其二对中国的很不看好态度也不怎么被市场看好。调低评级之事在媒体上固然也来势汹汹了一番几番，在资本市场上却波澜不惊，几乎涟漪未起。
中国主权债有关的指标并未发生什么变化，境外主权债券收益率未有大幅波动，离岸人民币不跌反涨。境内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更不为所动。
这大概是评级机构对于中国经济“狼来了”喊得太多的结果吧。
狼来了，你经常喊
此次标普确认中国长短期主权债务评级AA-/A-1+，评级前景展望由此前的“稳定”改为“负面”。标普宣称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再平衡的推进可能慢于之前的预期；预计中国政府和企业杠杆率将恶化，投资比例可能远不如我们之前认为的那样稳定在GDP的30%-35%之间的可持续水平。
今年3月初，穆迪在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Aa3”的同时，同样将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其原因号称是因为中国政府债务上升、外储下降和推进改革的不确定性。
虽然不明评估模型和具体指标。好吧，就算是负债水平和还钱能力就是评级机构对主权评级的“硬指标”。中国的政府债务水平占GDP比重的确有所上升，外储也有所下降。且不说这正是中国改革有意为之的部分。就把中国放在全球市场来看，无论是负债水平还是外汇储备，无论GDP增长速度还是对外收支状况，讲真的，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Aa3并不高，这是穆迪评级体系中的第四高评级。再降？
这是难堪中国呢？还是难堪全世界呢？还是难堪评级机构自己呢？
穆迪标普们对中国，从来偏闻偏见。
即使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时期，三大机构也总在喊“狼来了”。中国2004年以前一直被标普标为BBB级，这是“适宜投资”的最低级别，中国的企业、机构则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机级”。迫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压力，标普直到2008年才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提升到A+。
甚至出现过中国铁道部主体的长期信用都高于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甚至出现危如累卵的主权债务危机国家主权信用都比中国高的现象。
甚至出现大债权国与大债务国之间信用等级“倒挂”。
这是让别人不相信你对中国的评级呢？还是让别人不相信你对中国的评级呢？还是让别人不相信你对中国的评级呢？
狼都走了，你才喊
评级机构在各种经济金融危机中都扮演了不可小觑的角色。
但却不是先知先觉预警预防的本色作用，而往往是先不知先不觉，危机已经发生了，眼看水漫金山，人人都在呼救和救人，评级机构却赶紧上前去把筏子都凿出大洞来，让伤害更剧烈一些，那种角色。
对1979一1999年的评级数据分析表明，主权信用评级在预测当时的货币危机上系统性失败，而评级降级的放大作用对于新兴市场的冲击尤为明显。
1998年亚洲危机爆发后，评级机构大刀阔斧的一夜间便将东亚许多国家的主权评级降低，加速危机的推进，从危如累卵迅速变成溃不成军。而金融危机前，信用评级机构却完全没能通过评级向市场发出警告。
2009年12月，穆迪、标普、惠誉等评级机构频频出手调降欧盟成员国及其金融机构的信用等级，欧元立刻风雨飘摇，欧盟解体的传闻一浪高过一浪。
2008年金融危机更是评级机构的大舞台。如果看一下2005年到2007年期间，标准普尔给与“AAA”评级的住房贷款抵押支持债券(RMBS)，就会发现，其中75%以上在2010年7月的评级中被降低到可投资的“BBB-”级之下，也就是“垃圾”级。
这样颠覆式的全面性的降级事件，既然不可能是所有的债券都被换过了，或者所有专家都被换过了，或者所有模型都被换过了，或者是小宇宙爆发或者大宇宙转换，那么只能说明，危机爆发前，评级机构给予了大量虚高评级，严重误导了投资者，为次贷危机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危机发生后，评级机构为了保住声誉，又急遽下调信用等级，加剧了危机恶化。
和狼什么关系？
狼不来，喊得起劲儿。狼走了，也喊得起劲儿。狼来了，却不吱声儿，为什么？
评级业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早期，评级机构是靠出售信用评级手册和分析报告给投资者，并向其收取费用来维持运营的。从1970年开始，评级机构凭借已经获得的巨大影响力，开始转向被评级对象收取费用。评级机构的盈利对象变成了大机构，信用评级实行有偿评级，也就是“发行方付费”模式。
现在，投资者可以无偿获得评级信息了。但是评级机构理论上是代表投资者的利益，其利益却是由发行商代表支付的。这本身就潜藏了许多冲突，从而阻碍了评级机构做出准确诚实的评判。评级机构的评级标准存在“竞次现象”，为了吸引更多的业务，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2003年穆迪来自结构化金融产品评级的收益达4.6亿元，1996--2003年保持30%的增长率，惠誉从结构化金融产品评级中获得的收益占总收人的比例高达50%，标普的情况基本类似。从2003到2006 年间，穆迪公司的股价翻了三番，而这主要是源自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火爆增加的收入。当2007年穆迪公司提高了评级标准，其在商业抵押贷款评级市场的份额迅速从75%下降至25%。
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喝狼奶的孩子，当然只替狼代言。
是狼还是人？
恐怕还不止如此。即使剔除受评人支付费用而产生的的压力，评级机构仍然压力山大。他们或者本来就是“狼人”。
某些评级机构的主要股东根本往往就是其信用评级的评估对象和费用的支付者。作为市场经济下的信息服务机构，这算不算评级机构的股东构成与市场交易方产生了可能的利益冲突？或者说，算不算股东与其评级活动和被评对象有了关联交易？2012年3月纳斯达克数据显示，穆迪母公司的大股东中就包括了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花旗、高盛等身为次贷债券的主要发行人的华尔街几大投行。
评级机构自己的业务参与度也远超一纸报告。评级机构在受评证券的发行中往往相当“积极”。当今评级机构也向被评对象提供有偿的结构化设计服务，通常参加与发行人、承销商的共同讨论，对受评证券的交易结构以及分层、信用增强的技术操作提出建议。也就是说，这些被评级的产品，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设计的，至少是参与和辅助设计的。
因此，这些被冠以评估服务、风险管理和咨询服务名头的“服务”，很难不隐含一种变相的“承诺”。
看来，评级机构告诉你的最重要一点是，想做对的事？要找对的人嘛。
这大概就是基础资产被不断打包和重组，现金流不断进行分割和重构，对于林林种种过于复杂的结构、庞杂的模型以及加长的风险链条，评级机构却一直对其蕴含的风险视而不见的原因吧。
这大概也是诸如安然在破产前五天还维持着可投资评级，高盛的“财务设计”能让希腊之类能够成功进入欧元区不被发现巨大财政黑洞的原因吧。
谁保护了评级机构的无上权力？
金融稳定论坛 (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在受七国集团(G7)委托所做的研究报告中这样总结:“信用评级机构的不良评估不但促进了金融系统动荡的形成，并且加快了动荡的演化”。
但评级机构声称，我们是市场的，所以我们是清白的。而且，怪我？你告我咯！
事实上，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诉讼针对的目标从原来的抵押贷款银行、投资银行、发行人转向评级机构的不在少数。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当评级机构作为被告时，它们声称其核心职能与新闻工作者并无差异，因为两者都要收集公众关注的信息，分析这些信息，就这些信息形成意见，并将意见广泛地反馈给公众，因此，评级机构是新闻出版业成员，有权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这是个受“言论自由”的大是大非问题所保护的领域哦。
当评级机构不是一方当事人，但是收到法庭传票要求提供其在给诉讼当事人发行证券作出评级时所收集的信息时，评级机构便根据新闻保护法有关新闻报道不受追究以及保护新闻来源的规定，享有“新闻特权”。
当美国政府2010年颁布了一项《多德佛兰克》法案保护消费者，要求信用评级写入证券的注册声明或发行书内时，评级机构因可能承担的评级失实责任而拒绝这么做，导致很多新债券因为不能销售。最后，此条款只好无限期搁置。
评级机构保护了谁的无上权力？
“免责”或来自于“垄断”。
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于1975年认可“三大”评级机构一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为“国家认定的统计评级组织”(NRSRO)，并明确地将NRSRO评级结果纳入到美国证券交易法规体系。美国资本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融资市场，而在长时期内，“三大”评级机构的主要业务所占市场份额都在95%以上，并通过在世界各地开设分支机构，对其他评级机构或控股、或收购，进而垄断了全球评级市场的话语权。其它国家评级公司要通过SEC的审批则极不容易。
而“垄断”则来自于“互利”。
运用客观中立超然不可控的评级机构发动金融市场的风暴最为合适不过了。
而负债累累的美国则因长期坐拥3A等级，每年可以节省数千亿美元的利息支付。对于评级机构偶尔触犯美国利益的时候，美国政府则一定会毫不留情的把这种不够客观中立超然的不可控萌芽扼杀在摇篮中。比如，标普曾在2011年8月5日首次调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于是美国财政部发难，指出标普赤字计算有错误；随后，国会议员感情牌大力抨击标普；SEC立刻出动，除了审查评级模型，还调查是否涉及内幕交易；标普总裁也被取代。此后，美国政府债务持续增长，主权信用评级却坚如磐石。
后记：市场规则和标准制定才是谋攻之法
评级机构嘤嘤啾啾，或可不以为意。但不深入考虑，沾沾自喜的陷入仅仅谣言与对抗的小把戏，则十分可惜。
国家之间的交战利器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已经愈加深入和精细化，已经从物质的比拼转向规则的制定。信用评级在全球范围的重要性有增无减，而主权信用评级更是涉及到国家利益。
在全球化、市场化的影响下，金融已经既是市场，又是战场，既是工具，又是武器。在此间，进行市场预期和舆论的引导，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先见之策。而在此间更进一步，进行市场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才是“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的谋攻之法。
三大评级机构天生的缺陷，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对中国有正确的评价，它们也不想这么做。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完结。中国在自己走向崛起的路上，也深刻认识到，一方面，在物质的积累初步完成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进行一条可持续性强的发展道路，保证国家和人民财富的继续丰富和生活的持续稳定，这是大国崛起的初级版本。另一方面，物质的积累只是基础，价值的交锋才是最终，从而使物质和价值的竞争相辅相成，共同走向优势和主导的局面，这才是大国崛起的高级版本。（作者万喆是BB电子集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