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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近日表示，延迟退休方案即将出台。
老骥需伏枥
我国现有退休规定是按照20世纪50年代人口的年龄结构和预期寿命来制定的，男职工为60岁，女职工50岁，女干部55岁。但新中国成立时人口预期寿命44.59岁，1990年已至68.55岁，2015年为76.34岁。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数据，我国2015年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了2.2亿人，占总人口的16%左右，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速度比较快。
从生命周期假设来说，“一个有代表性的消费者，在任何年龄分配到的用于消费的资源仅依赖于他的毕生资源，而与当前得到的收入完全无关。”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整体升高，实际劳动起始年龄不断升高，预期寿命也在不断提高，如果退休年龄不变，则总体收入减少，而且收入被摊薄，易使劳动者陷入晚年收入贫困，因此，对于个人而言，为了保证劳动收入的总量，必须适当延后退休年龄。
对于国家整体而言，人口结构转变是延迟退休的重要原因。人口结构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美欧等发达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都经历了人口结构转变。尽管我国人口结构转变起步晚于发达国家，但由于各种现实原因，“转变时间短、幅度大且总量规模大”，对经济社会影响和冲击会更大。因此亟需根据现状进行政策调节。有效解决劳动人口比重下降造成的劳动力资源不足问题，以及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盈缩皆有期
老龄化问题无疑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带来深刻影响，其中最为现实和迫切的，就是养老保障体系问题。而我国更有其特殊性，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统账结合”模式转轨。制度转轨成本加上人口老龄化影响，养老保险基金面临很大的支付压力。据世界银行测算，2001--2075年中国社会养老保险的支付缺口约占2001年GDP的95%。养老金缺口不但会加大财政负担和困难，也间接危害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这其实也是个世界命题，全球范围内的人口寿命延长和老龄化都给国家养老金系统的支付能力和财务可持续性带来巨大压力，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或法定养老金退休年龄是普遍采用的改革办法。美国在1983年的《社会保障法案》修正案明确了将从2003年65岁队列开始每年推迟2个月退休，到2017年将退休年龄逐渐提高到67岁；德国2007年立法，决定从2012年起将退休年龄每年推迟1个月，从2024年起每年推迟2个月，到2029年推迟到67岁退休；法国是逐步提高领取全额养老金的缴费年限，从2008年的40年提高到2012年的41年；日本政府2000年决定将退休年龄从60岁逐步提高到65岁。男性从2013年开始，女性从2018年开始，每3年提高1岁，分别到2025、2030年提高至65岁。
养怡何永年
但延迟退休是否能够弥补养老金缺口？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延长退休必然会挤占年轻人的工作岗位，造成新增失业率的上升，从而影响养老金缴纳基础，反而有可能使养老基金不升反降。的确，延迟退休能对养老金亏空产生积极的降解作用，但对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冲击也不能忽视。
我国当前劳动力人口数量增长放缓，中长期劳动力不足的趋势已开始显现，但是短期内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2016年二季度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5%，5月份31个大城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2%。虽然相对平稳，也不可谓没有压力。而且，我国短期存在较多的失业困难群体。
因此，延迟退休虽然是大势所趋，但是其细化方案的选择才是决定政策结果的核心。方案应当要考虑社会就业压力、人力资本的差异性，以及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
比如说，某些行业低劳动技能者供过于求，延迟退休会对就业产生明显的挤出作用，而且其人力资本由于不断老化和贬损，养老保险缴费能力与工资率也会下降，延长他们的退休时间也无益于化解养老金亏空危机；而一些行业的高劳动技能者供不应求，延迟退休不会有明显挤出效应，而且由于人力资本会不断积累和提升，养老保险缴费能力会同工资率一起不断提高，延长退休时间也有利于化解养老金亏空危机。
可见，依据劳动力的供求情况分类延迟参保者的退休时间更有利于化解养老金亏空危机。
当然，青年人“就业难”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老年人太多的占据了就业岗位，而在于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性失衡，要解决这一主要矛盾，重点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行业技术进步和知识性服务业增长等。而科学合理的分类延迟退休方案，实际上也是有助于改善市场人才供需结构的举措之一。
壮心谁不已
每个国家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不同，同样政策制定的时候也就应当要考虑到其它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作为方案设定的前提变量。
比如从普通人对于退休的理解和需求来看，影响人们的预期退休年龄与实际退休年龄的因素大致相同，并且也从一些侧面真实反映了社会的其它影响因素。
个人意愿退休年龄会随外部环境、实际年龄、个人认知或心理因素而发生变化。通常我们认为，养老金是影响退休年龄意愿的重要因素，健康状况对退休意愿也有较大影响。
不过，在不同国家，大家的意愿有差异。比如澳大利亚研究发现，退休收入增加使男性倾向于提前退休，但女性的退休行为往往与家庭环境相关。美国研究则发现，人们意愿退休年龄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健康状况而不是收入或财富的变化，健康状况不好者的意愿退休年龄会提前1--2年。
中国的退休意愿也很有自身特色。华南农业大学的一项实证表明，女性更倾向于延迟退休；职称水平高的受访者延迟退休的意愿更强烈；但人们的受教育水平与延迟退休意愿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工作单位性质对延迟退休意愿无明显影响，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并不比在企业工作的人更倾向于延迟退休；最特别的是，健康状况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且，相对于健康人群，患有疾病的个体的延迟退休意愿更强烈。
研究结果与国外研究结论有相当差异。真实显现了我国既往政策和当前环境对人群的不同影响。如我国女性当前退休年龄较早；低教育人群可能因收入低更愿意延长劳动时间；而中国目前的医疗保障体系还不是很完善，因此健康状况不好的人面临医疗支出压力，反而会选择延长工作时间。
焉歌以咏志
延迟退休方案的确定，究竟应该以什么为基准变量？这决定了方案最后出台细节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从何而来。
在我国，由于各种原因，对于延迟退休有着不同的理解，而其中一部分人，将延迟退休与养老金缺口结合起来，并极力渲染这是相关部门工作不力或者失误造成的。这种极易激发吃瓜群众情绪，以至于吐得满地是瓜子的搅混水方式，造成了当前种种政策宣传中并不将两者直接联系，而是将预期寿命延长与退休直接关联的结果。然而，这种结果实际上是对大众不利的。
因为，尽管预期寿命延长是根本原因，但在退休调整机制上，很少有国家直接对其进行关联。要知道，如果只是将延长退休当做一种新的在不同代人之间转移养老金费用的模式，即养老金领取人去承担一部分因为他们比上一代人活得更长而产生的费用，退休年龄的调整幅度与预期寿命延长程度成正比，这恐怕是太机械了。也几乎没有什么国家采用这种方式制定方案。比如日本，是受长寿和老龄化影响程度最大的国家，但退休年龄并没有较其他国家有明显大幅度的提升，尤其是女性退休年龄提升速度较为缓慢，这就是在经济考量中加入了对其社会文化背景充分考虑的关系。
我国目前需建立的，就是在基于我国现有经济、制度等条件下，进行人口寿命延长对养老金支付压力和财务可持续性影响的测度系统，将该系统与将延迟退休作为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的一种方案，并同时充分考虑性别差异、家庭结构等社会背景和折现率、工资增长率等财务预算因素，最后综合选择，加以运用。
对养老金缺口不抗拒不回避，忠于事实面对事实，才是解决延迟退休问题的最佳方式。
后记——终能幸甚至哉
一套政策的出台，需要兼顾经济平衡和社会公平，否则就会在政策推行过程中遇到太大阻力，影响政策执行的效率。
这种阻力，既来自于正面的反对者，来自于模糊的搅局者，也来自于广泛的多因素困扰，更来自于自身的不确定。
没有什么政策是万能的，但是政策对社会民生的影响力如此巨大，它必须经得起推敲、琢磨和考验，这就需要政策制定者确实有非常正确而清晰的目标，有的放矢深入的调查研究分析，并选出能经得起千锤百炼的测度实证和结果。
如果为了政策而政策，或者为了解决一时问题而政策，那一定是失败的政策。将来会需要更多的政策来打补丁。
同样，如果太过惊惧和迁就大众舆论，只想讨好一切人，骨子里不过是生怕对政策负责任，那恐怕也很容易被带离正确的方向。
看一项政策，与其情绪化的看它，或者完全纠缠于不能改变的事实因素等，不如正视它，看得更深些，把它的底看穿。政策制定者和我们都如此，那么大家就反而能平心静气又目光如炬，得到一个真正熙熙融融笙磬同音的结果。（作者万喆是BB电子集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