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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从事实业的企业家们，如何看待国家的相关政策措施？对振兴实业又有什么建议？本报记者日前调查采访了娃哈哈、三一重工、海尔等10家企业负责人。
“最困难的时期基本挺过来了”
2016年下半年以来，实体经济企业压力有所减轻
从简政放权、简化审批到减轻负担、降低成本，从革除顽疾、改善环境到保护产权、稳定预期……刚刚过去的2016年，为给实体经济加油鼓劲，国家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
春江水暖鸭先知。对于发展利好、改革红利，实体经济企业的感受最为直接。
“最困难的时期基本挺过来了”——多位企业家表示，2016年下半年以来，总体环境趋于稳定，实体经济企业的压力有所减轻。
长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总裁庄丹告诉记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初见成效，经济结构向内需和服务业主导的转变也正在加速，这些都对实体企业产生了正面影响。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董事长曹慧泉体会到，2016年国家坚决去产能，钢铁行业形势有所好转，“虽然仍处于比较困难的时期，但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海尔集团副总裁李华刚表示，压力最大的时候是2016年上半年，感觉市场一路下滑，同行业的不少企业都有绝望感，这主要是出口大幅下滑造成的。一方面，出口下滑对企业订单有影响，另一方面，出口下滑导致很多工厂关停，农民工不敢消费，内需减弱进一步打击家电企业。不过，像海尔这样的大型品牌企业，倒可以借机整合行业资源。
企业家对国家振兴实体经济的多项政策表示肯定和欢迎。
BB电子集团公司总经理宋鑫表示，今年让实体经济受益最大的无疑是各种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的政策“红包”，比如直供电改革、资源税（费）减免、所得税减免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在庄丹眼中，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智能制造扶持政策的出台，以及降成本措施落地等都为实体经济提供了必要的助力，同时有助于增强企业信心。
正如各家企业所感受到的那样，去年以来，我国实体经济的生存状况与发展环境呈向好态势。税费压力有所缓解：营改增全面推开，全年减负达5000亿元；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费率，预计减轻企业负担1200多亿元。盈利水平有所提高：前10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8.6%，民间投资增速企稳回升。
“成本偏高还是制造业企业最大困难”
物流成本不降反升，金融成本仍居高不下
降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数据显示，过去一年，企业综合成本稳中趋降：10月份，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73元，同比下降0.13元。谈起降成本，受访的企业家有些纠结。既有肯定：“如果没有这些降成本的措施，2016年制造业企业可能会更难”；又有苦水，“成本偏高还是制造业企业眼下最大的困难。”
要素成本特别是物流成本高。“中央在降成本，但我们感觉到，下半年以来，物流成本不降反升，而且升得比较快。” 曹慧泉说，公路总体运价在上升；铁路方面，有些时段运力非常紧张，基本的保供应都很困难，“在经济没有完全企稳的情况下，短期内突然出现的物流成本上升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很大压力。”企业普遍反映，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各种运输方式的吨公里运价不算高，但由于各种方式间衔接不畅，转运环节多、周期长，最终总费用高出不少。制造业生产成本中有三成左右被物流占去，远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10%—15%。
金融成本居高不下。多家企业表示，目前银行贷款门槛较高、对抵押物要求较严、担保条件较苛刻，给企业带来很大困难。贷款难，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企业融资贵、资金实际成本高，使企业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步履维艰。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钱刚反映，由于国家对钢铁业的宏观调控，不少银行对钢铁业贷款搞“一刀切”，造成即便是优质钢铁企业也得面临贷款难、贷款贵的困难，加重了企业融资负担，“我们虽然在全世界特钢行业中已经做到了单体规模最大，但出口比例还是偏低，主要是受制于外贸业务板块得不到足够的信贷支持，目前只有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少数金融机构对我们的外贸业务发展提供了较优惠的信贷支持。”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认为，一些银行对民营企业还没有做到一视同仁，贷款利率也偏高，成为困扰民营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小企业最大的难题。
成本高导致大量制造业企业不敢进行新的投资。“工业用地需要几十万元、上百万元一亩；把水、电、气接入工厂都需要高额费用；环评、能评、清洁生产等各道审批环节也要花不少钱请第三方出报告。”宗庆后说，这种状况把不少原本想投资实业的企业吓了回去，甚至吓到了国外去。
“实体经济是本，不能本末倒置”
金融业占GDP比例快速提高，“开厂不如炒房”的状况大量出现，经济存在“脱实向虚”隐忧
强调发展实体经济不是排斥虚拟经济。企业家纷纷表示，振兴实业，必须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让虚拟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把握住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扩张——
多位企业家谈到，近几年来银行业盈利状况显著优于实体企业，实体经济中的制造业企业很多处于亏损状态，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既会影响实体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也有可能导致信贷资产风险增大。
“金融业的回报大大高于实体企业，传统制造业被金融资本抽血，工程技术人员的收入和地位相对下降。振兴实体经济，必须改变这一状况。” 湖北科迈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初哲说。
庄丹表示，实体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压舱石”，但是，近两三年来，金融业占GDP比例快速提高，制造业比重却在下滑，经济存在“脱实向虚”隐忧。“实体经济是本，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倒影’，不能本末倒置。”
实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
庄丹认为，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做强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转型的根本途径。同时也需要鼓励多种形式的金融创新，让老百姓有更多稳定的投资渠道，并引导这些资金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一些制造业企业把目光转向产融结合。协鑫集团董事长朱共山介绍， “单纯依靠制造业，集团的发展负担会特别重。我们今年取得了金融租赁牌照，专门用于服务协鑫旗下的三大光伏上市公司。从实际效果看，产融结合的战略对实体产业起到了有力支撑。”宗庆后建议，“银行可以与优质企业共同筹办风险投资基金，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这将有利于我国制造业弯道超车。”
2016年，险资频繁举牌，给扎扎实实做实业的企业不小冲击。多位企业家表示，保险业助推中国制造，要做善意的财务投资者，不做敌意的收购控制者。当然，实业企业也要坚持创新驱动，扩大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加快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朱共山认为，要鼓励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但不应过度金融化。“借杠杆控股上市公司，进而淡化主业去搞资本运作的行为，应当坚决制止。最近，有关部门对这种现象严格监管，是对做实业者的支持。”
房地产属于实体经济，但在加杠杆的情况下，使行业发展“变了味儿”。采访中，多家企业反映，他们仍看好实业、坚守实业，但身边的确大量存在“开厂不如炒房”的状况。有企业家感慨，开一间厂子，要向政府讨审批，向银行讨贷款，再向采购商讨回款，处处为难。炒房子，谁的脸色也不用看，还来钱快。万科总裁郁亮坦言，房地产业需要健康稳定的发展。房地产业每年有10万亿元左右的销售额，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很长。“不能因为房价的暴涨形成资产泡沫，从而积累金融风险。”
“期盼政策再加把火”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做强实体经济的关键
机遇与挑战并存是不少企业家对今年市场的判断。“政策再加把火，让实业旺起来”，受访的企业家纷纷这样表示。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家们普遍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做强实体经济的关键。朱共山建议，进一步简政放权和清理规范中介服务，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同时也要“补短板”，施公平之策、开便利之门，营造更有吸引力的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培育提升我国经济竞争新优势。
——避免“脱实向虚”，把资金留在实业。企业家普遍认为，调节调整银行业与实体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已经是当务之急。银行需克服过度依靠资产扩张来获取利润的路径依赖，转而通过向客户提供高效、优质、高附加值的服务来要效益、要利润。“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资本市场形成有效竞争，有针对性地解决制造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曹慧泉说。
——转型升级，产业政策要科学。李华刚认为，借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将一些落后的、靠低价取胜的家电企业淘汰，有利于中国家电业转型升级。“不要像过去搞家电下乡那样出台政策扶持，这么做往往会使落后产能死灰复燃，造成新一轮的去产能压力。”钱刚建议，国家出台的产业政策应明确向高质量、高技术的产品倾斜，促进产能过剩行业的结构调整。“对高端、可替代进口的产品制定鼓励政策，如税收减免或奖励补贴，推动企业转型。”
——工匠精神，社会要加快培育。“中国制造业缺乏工匠，更缺乏工匠精神，这是制造业遇到的重大瓶颈之一。”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说。他认为，实体经济的基石是分布在各行各业中、具备工匠精神的专业人才，但中国的工业人才还处于第一代，无论是有创新能力的工程师或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都很缺乏。多位企业家谈到，发展实体经济，必须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只有通过政策引导，改变个别领域一段时间以来非理性暴涨、轻易获取暴利的状况，遏制投机炒作，工匠精神才能真正培育起来。
——梯度转移，公共服务要跟上。多家制造业企业表示，目前一二线城市对制造业专业人才形成了虹吸作用，当很多企业由于成本因素搬迁至三四线城市时，就会面临“厂子搬走，人跟不过去”的困境，增加了不少成本。“除了企业工资报酬外，好的生活环境对产业转移很重要。”王初哲说。他认为，只有下大力气改善三四线城市的政府服务水平，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让工程技术人员得实惠，才能使制造业企业顺利实现向低成本区域转移，而不是流向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