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挽救中国革命的“五月紧急指示”为什么不能贯彻执行？

首先，当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没有预见到汪精卫要叛变，五月指示不是给我党发出的“危险信号”。在斯大林看来，许克祥、夏斗寅、朱培德的叛变仅是个别将领的问题，汪精卫是要革命的。他们认为，从武汉国民党的阶级性质来看，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从武汉国民党的当前作用和发展前途来看，蒋介石的叛变把国民党领导核心向左推移了，武汉政府成了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从革命发展的阶段来看，当时中国革命仍然处于“国民党阶段”，企图跳过这个阶段是很危险的，因此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根本方针是“国共合作”，反对退出武汉政府和国民党。

其次，关于武装工农。五月指示说：必须立即开始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8个师或10个师，这将是武汉在前方或后方用来解除不可靠的部队的武装的近卫军。这说得很清楚，武装工农的目的是为国民党政府建立近卫军，而显然不是要中国共产党组织自己的军队以防止国民党叛变。斯大林在这年5月13日对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讲，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要使军队成为武汉革命政府的柱石。退一步说，即使当时共产国际“武装工农”的指示是要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武装力量也是根本办不到的，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器甚至木棍都被收缴了，还怎能在保持“合作”的条件下建立武装?

再次，关于土地革命。五月指示说得很清楚，土地革命的前提是“国共合作”，是在武汉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土地革命，以“不过火”来保持“合作”，而不是要中国共产党独立地进行土地革命，扩大农民运动的声势使汪精卫不敢叛变。这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武汉国民政府根本反对农民的土地革命运动，这个矛盾是无法调和的。要搞土地革命，必须有革命武装做保证，否则，即使是“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一旦国民党叛变，我们也毫无办法。另外，要进行土地革命必须有符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一套办法，否则只能是写在纸面上。

最后，关于改组国民党和惩办反动军官。五月指示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必须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人物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变成废物；要组织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这两项内容的前提已不是国共合作，而是共产党力量强大到足以任意处置国民党了，想改组就改组，想惩办就惩办，而实际上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从未占过优势，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两项的。